“下岗潮”的反思
在经济转型时期，出现大量的下岗人员，似乎是一种必然现象。职工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，地位骤降，4050群体就低择业，这一切似乎又是改革的阵痛，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。实证调查显示，确有如上必然性，但又不完全如此。下岗原因一部分是企业破产、歇业造成的，另一部分却是制度设计的不成熟与疏漏。下岗人员是转型时期的牺牲者，他们将青春献给企业，以低工资创造巨大的财富，支撑社会运行，经历年富力强后却失去原有的岗位，这是失衡的一代。政府设立专项资金，资助下岗人员创业与生活，应当继续关注这一群体，想方设法给予各种政策支持，补偿达到最大化，抚慰他们的心灵，接近社会的公平性。１.社会与个人的两难态势
经济转型引起职场的剧变，巨量下岗人员涌向社会，受制于有限的财力，政府仍赋予相当的人文关怀，给与津贴与减免税赋，财政负担因此加重。下岗人员年龄、文化和技术处于劣势，再就业陷于困境，失业数量剧增，社会压力加大。上访层出不穷，社会出现新的矛盾，政府是改制的推动者，又是缮后工作的承担者，尽管付出不小的代价，力图在经济上补偿下岗人员，但仍难以消除他们的情绪。
我国是个人口大国，就业形势严峻。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、发改委制定的“十一五”《纲要》，到2010年，劳动岗位供给缺口1000万左右，下岗人员的加盟，无疑加大就业压力，在未来一个时期，失业问题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最大挑战。
职工下岗后再就业需要时间，政府十分关心他们的处境，给予失业津贴。全县1998年的失业津贴为每月200元，此后根据当地上年最低工资的70%换算，再加10%作为医疗费，2008为560元。发放年限为2年，对象包括下岗后立即就业人员，体现公平原则。这笔金额数量可观，1998～2001年的发放总数见下表：
时间
数量 1998 1999 2000 2001
金额(万元) 234.75 400 746.3 1000
人数 6789 12233 3380 50438
注：数据来自县年鉴。
4050群体就业困难，即使就业也往往工种差、收入低，无力支付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，政府给予“两金”补贴，用于缴纳部分养老和医疗保险金。全县2005年为2574人发放205.92万元，每人津贴800元，2007年增加到1300元，占实际缴纳的28%左右，时间限定3年。
为解决就业拥挤问题，积极鼓励自主创业，从事工商业的人给予政策支持，免除前３年的税收。全县2005年减免932万元，2006年825万元，871人受益。
这些惠民举措，分散到个人并不惊人，但在地方财政的盘子上却不是无足轻重的份额，加大财政的支付缺口。下岗津贴前所未有，政府以财政支持的方式帮助新的社会群体，从下岗人的角度看，这些优惠无法弥补他们的失落，他们失去优越的地位，遭受再就业难的困扰，心境一落千丈。
部分双职工变为单人就业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独脚金鸡似的职业人无力支撑家庭。4050人不符合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年轻偏好倾向，在低端的第三产业中寻找出路，充当马路天使，在大街上设点擦鞋，加入家政队伍，迫于生计他们变得能放下一切。一方为农村的，形成新的“还乡团”，失业在家；有的买牛耕田，与农民争利。由此产生两种后果，在富余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上加码，与转移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逆向而动，背离国家的宏观战略。
企业文化注重以厂为家，下岗人员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，将企业视为自己的依托，在离开企业时有人潸然泪下；老职工临终时叮嘱子女火化前必须经过老厂。下岗不是他们的过错，也不是像西方国家市场长期淘汰的产物，而是体制转型及其他因素的结果，优秀的技工也不例外，甚至有卖房入股决意保职位的。他们由领导阶级转为“底层民众”，地位向下流动带来心理挫折感，却找不到责备自己的理由，“只能自然地将其归咎于外部，归咎于政府，归咎于命运。”有人告诫自己及亲友的子女，千万别当工人，这是一代人的呼声，令人深思。
不平则鸣，下岗人涌向当地政府，连续上访，层层上访，要求补偿。虽然改制后10年时光已经消磨他们的情绪，渐渐接受社会现实，但心理裂痕犹在，与社会的距离犹在，隐忧犹在。
联系国际层面，类似的情形不乏其例。英国国有企业成本高而效率低，导致经济停滞，通货膨胀和工业关系的紧张，撒切尔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私有化，摆脱“英国病”，创造“英国奇迹”，同时产生许多弊端和副作用，贫富差距扩大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1990年撒切尔被迫辞职，1997年保守党惨败给布莱尔的工党。“拉美现象”更是如此，私有化与失业、社会动荡相伴而生。我国的地方企业改制，政府和职工付出高成本，相反改制企业的所有者却获得厚利，彰显改革方案设计的疏漏。
２.深化改制的错位
初次改制的设计是要保护职工，２次改制却偏离本意，成为下岗诱发因素。股份合作制资产低评，人人持股的员工受益，股权集中后员工分摊的资产变为逐利者的目标。其他形式的改制，也因重资产而走员工。社会保障的缺位，是下岗的又一诱因；用工制度的矫枉过正，将劳动者推入底谷，职位失去安全。
回顾股份合作制推开阶段，职工反映政府派出的改制小组明言资产低评，分解到职工的股份上，让当事人获利。人人持股铸成新的大锅饭，影响效率，仓卒进入２次改制，有的企业在第1次改制的中途跨入２次改制，股权快速向管理者集中，原有的平衡被打破，员工变得无足轻重。经营者看中员工股份分摊到的资产，逼迫他们离去，退出股权，独揽改制留下的利益。
城市化的连锁政策为“退二进三”，要求城区的第二产业让位于第三产业，工厂变为房地产，２次改制后工人失去话语权，被迫走向下岗的道路，城市化的成果由这批经营者单独享受。
企业兼并也资产低评，让利于企业，无可厚非。西方国家私有化发生过更激进的行为，英国撒切尔首相有赠送公司之举，它们的企业处于正常运行中尚且如此，何况我国的被兼并企业陷入困境，有必要扶持。兼并的目的在于激活企业，职工在位，不至于冲击社会的稳定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兼并者愈强，被兼并者愈弱，职工寄人篱下，在各种理由下离厂而去。
改制的地方政策规定原有的合同有效，管理者宣布到期失去效力，解雇自然合法化。县下文“从稳定职工队伍考虑，力求多安置，尽可能少减员，不裁员，企业职工原则上应随企业资产一并转移。”职工责问资产的低评，管理者回复是要带职工。低评的初衷之一是要保留职工，也正是低评成为管理者逐利的目标，职工下岗的关键，完全出乎设计者的意料。我国的地方改制采用波兰模式，内部人受让国有和集体资产，波兰股权分散到集中在渐进中演变，1990年私有化，到1996年职工持股仍占76%。中后期出现外部人收购，新的所有者必须承诺保证就业机会。他们凭借相应的法律和强大的工会，工人利益受到严格保护，我国的２次改制距第１次仅隔１年多，激进式集中股权，职工拱手交出股份。另一个计划经济转轨国家匈牙利，实行“只卖不分”的私有化，设有先决条件，买主必须注入资产，不解雇职工，职工在转轨中有制度支持。我国的２次改制未曾预设用工条件，制度真空，也没有波兰式的工会，职工失去保护伞。经营者在计划经济时代收入近乎一介平民，进入市场经济，脱贫的欲望非常强烈，没有制度的障碍，就会大胆出手，无所顾忌。这是改制之痛，留下的教训是善始还要善终，切不可在追求效率时忽略公平，任何时候都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，这是制度设计的底线。
计划经济的用工制度存在严重缺陷，职工不犯大错误不能解雇，经营者没有用工权，但是过分夸大会走向另一个极端，“要把8000万职工从计划经济的保险箱里送到市场里去参与竞争”，形成这种氛围，企业主放开手脚，解雇职工如同家常便饭，衍生出“下岗”的新名词。转型时期制度建设滞后，职工权益失去保障，劳动权操纵在企业主手中，惯性作用延续到今天。
在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制度与需要存在距离，劳动保障制度也是这样。1994年实施的《劳动法》规定“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”，但合同内容的条款不含社会保障，具体签署的合同样本却有补充：“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障，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”。改制企业的原合同期限一满，企业主便拒绝续签，迫使老职工离开，改用新人。由于职业市场属于买方，待业人员在竞争中得到岗位已经满足，无条件接受没有合同的劳务，社会保障被规避。再加上社会保障的统筹水平低，局限于县级，没有实现全国联网，外来民工没有入保的意愿，社会保障被弱化。如此背景，录用外来民工可以降低成本，放大企业主的利益，付出代价的自然是老职工，下岗是博弈的结果。
３.社会责任的注入
地方企业改制已经历时10年之久，老资格的职工加入领取退休金的行列，下岗人的上访浪潮趋于平静，2007年全县只有１个工厂的2次上访，他们不再是社会稳定的冲击力量。但是下岗的群体依然庞大，他们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的弱势依旧，就业困难，收入低下，遭遇各种困境。国家的过去由他们支撑，经济转型他们作出牺牲，应当像改制初期一样关注他们，从各个层面帮助他们，弥补他们的损失，温暖他们的心。同时要从中汲取教训，将就业视为政府的责任，约束解雇权的滥用，增强公民的劳动权益，从制度层面保护弱者。
改制前的老企业富于人性化，一部分职工因病安排特殊岗位，从事与体能相匹配的工作，或在家领取生活费。改制将他们推向市场，仍然得到政府的关怀，列入低保户，维持生计。健康人下岗后因病致穷，符合标准的也给予低保待遇。受财力限制，低保面十分有限，绝大部分人必须自食其力，承受各种压力。
住房是安身立命的所在，但得而复失的下岗者大有人在，除卖房入股之外另有其他窘迫的遭际。子女考上大学，特别是进入第３批的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，没有一定经济来源的家庭，面对读书与住房的单项选择，他们放弃后者，以房换学。另一部分人因下岗自主创业，蚀本后卖房还债，从此失去自尊心，不愿接触他人，拒绝调查人采访。还有一部分人性格内向，就业无门，生活无着，卖房维持生计。
原集体宿舍住户，不拥有产权，下岗变成无房者。经济适用房低于市场价格，对下岗人颇具吸引力，有人向亲戚借钱，反复掂量后，仍将钱交回，因为没有这样的实力。下岗人大多在低端领域就业，不具有经济适用房的购买力，只能选择租房，而且专找低价房居住，没有厨房和卫生间，被时代远远地抛在后面。
两种无房户都渴望政府提供廉租房，目前廉租房只面向低保户和特困户。全县此种房源微乎其微，根据计划，到2010年廉租房实物配租只能满足低保户和特困户，其他低收入人群要以时间换空间。横向比较，香港廉租房占总房量的29.1%，荷兰居住廉租房的人口占36%，发达国家与地区尚且有大比例的廉租房，何况发展中国家。我国的财政投入不足，依靠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0%，没有财政预算拨款，无法承建大量的廉租房。要加大财政支持，出台优惠政策，引入民间资本，多渠道开辟房源，才能满足下岗人的需求。2007年出台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》，供房对象为全体低收入家庭，实施这一目标，下岗人中的卖房户、失去集体宿舍的住户会圆一个居者有其屋的梦，享受公民的居住权。
安身难立业也难，由于年龄歧视的存在，4050人就业渠道狭窄，一般选择低就，仍有２次下岗的风险。有些企业规定50周岁必须告老还家，甚至社区也辞退57周岁的男性工作者。法制建设明显滞后，必须出台反就业歧视法，从招工到用工保障4050人的权益，站稳最后一道岗，维持基本生活，交纳社会保障金。
下岗人大多数缺乏文化技术，难以谋得像样的职位，交不起社会保障金的不乏其人，4050群体更是如此，不少人从下岗后一直无力问津社会保障金。他们进入老年，不仅存在个人养老问题，也是一个社会问题，最终仍是政府兜底。2008年实施的《劳动合同法》明确社会保障的内容， 2007年已经“五费统征”，由税务部门执行，力度很大。企业的负担加重，为了平稳过渡，留给企业一个适应期，县规定年平均增加5%的扩面，2008年暂时保持上年45%的比例，大部分人处于统征的圈外，与尚未实现全国统筹的节奏合拍。下岗历时已久，他们视社会保障为最大追求，必须加快扩面，去除他们的心病，真正落实《劳动合同法》的条款。
深层次探讨下岗问题，防患于未然，要积极地策划反解雇和裁员，雇主不绝对拥有解雇和裁员自由权，限制不正当失业的发生。奥地利的企业主必须提前5天将解雇决定通报职工组织，该组织如不同意，有权向劳动法庭提出申述，法庭作出判决前不得实施解雇，由此增加解雇的难度，赋予职工岗位更多的安全性。除法律手段外，还有经济约束，欧盟的失业救济由政府与雇员共同承担，迫使雇主考虑解雇和裁员成本。美国《失业保险法》规定，政府按雇主过去裁员的人数征收失业保险金，裁员越多，缴纳的保险金越多，迫使雇主尽量减少裁员。西方国家还通过租税制度奖惩企业，对增加员工的企业减免租税，对解雇员工的企业增加租税，鲜明的对比，有效地抵制解雇的滥用，减轻政府和社会的负担。我国没有类似的法律规定性，必须弥补制度的空白，加大对雇员的援助力度，稳定劳务市场。
下岗不尽是社会转型的连锁反应，很大一部分是利益冲突的结果，改制企业的管理者在留人与留财的选择中，由于求富心切，无情地倾向后者。监督缺位给企业主留下发挥的巨大空间，股份合作制让利于职工，股权集中等于利益集中，这种让渡在无障碍中完成，职工赤裸裸地走向社会，汇成“下岗”新群体。就业是政府的责任，保护民众的劳动权义不容辞，要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执法力度，加上租税制度的配合，抑制解雇权的任意使用，趋于充分就业，增加底层民众的幸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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