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金融改革：守住底线思维 警惕制度套利(转载)
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步伐高度一致，在经济转型发展、谋求改革红利之时，金融业也迎来了改革深水区。最近，金融改革及其带来的新红利成为业界讨论的热词。在博鳌，多位专家学者将“金融改革与放宽监管制度”作为一个命题开展了一次辩论。而在更多业界人士看来，金融改革成功的标志可以量化，更有路径可循。在改革过程中，要严守系统性风险底线，要防止因监管缺位带来的市场过度创新和自由化，要摸清改革试点地区存在的问题，要追求改革红利，但不要以制度套利……
成功的标志
要衡量金融改革是否成功，利润增长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都应该是参照物。
在被问及我国金融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时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了三句话:风险底线守住了，百姓财富增值了，资金出口变多了。表面上看，这些目标不难实现，实际的情况则复杂得多。
先说金融系统的风险底线，李稻葵认为这也可以被称为“底线思维”，“虽然很多人认为广义货币存量不能被看成是风险，但我还是认为，居高不下的广义货币存量本身就蕴含极大风险，这一存量与GPD之比为190％，高达16万亿美元，虽然短期30％被央行锁住，但始终威胁宏观经济稳定。这些货币存量是流动性，可以随时转换成其他的财产形式，而流动性的冲击，短期内可以形成资产泡沫和物价上涨，或者出现资金出走，都有可能造成一国经济巨幅波动。因此，从现在起，应该有个系统的办法来防范风险。核心是控制商业银行资产的扩张，扩大债券市场，基础是企业破产程序的改革。”
谈到让企业破产程序改革，李稻葵引出了百姓财富保值增值的话题。他认为，在这一点上，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，最该练好内功，“A股市场中一些基础的法律法规仍处于缺位状态，股市表现之所以不好，说到底是投资者权益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。一些公司从IPO就开始造假，上市之后接着做假账、搞内幕交易、很少分红。严管是提振这一市场的良药，政府要真正发挥作用，真正当好裁判，自己不会踢球，但一定要把规则制订好。而企业破产程序的完善也有着重要意义。”
对于国内资金要逐步“走出去”的话题，李稻葵认为，大量境内财富缺乏出口，只能在国内追逐现有投资渠道，这才导致了房价的屡调屡涨。“现在国内有一些QDII产品，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，这些产品摆在那里少有人问津，监管者更是出于风险考虑，给这些产品贴上了一些标签，这很悲哀。其实我们可以给资产达到一定规模的客户，提供一条出海投资的路径，比如对单一账户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客户，允许其将账户中500万元人民币换成等值美元出海投资。这既减轻了外管局的外币管理压力，又给国内资金提供了更多参与全球投资的机会。”
舞步与套路
目标已经划定，改革则需要步骤。在此方面，众多业界人士给出了近似的看法，比如“利率市场化”、“汇率市场化”、“资本项目可兑换”等，不过，参照一些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可知，在金融改革(或称创新发展)的浪潮中，一旦监管缺位或者滞后，市场必然过度自由化，最终甚至出现好事变坏事的局面。
就在上周，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将我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“AA－”下调至“A＋”。惠誉注解称，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性的风险正在逐步增加、地方债务问题在去年再度恢复增长、财政收入不稳定及控制通胀能力不佳等多方面因素，决定下调中国的评级。惠誉指出，中国包括各类影子银行在内的信贷规模可能在去年底达到GDP的198％。在截至今年2月的12个月内，仅有55％的社会融资规模采用了银行贷款的形式，这加大了金融风险。
且不论下调我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这一行为，惠誉基于怎样的考虑，一些国内的分析人士认为，这或许并不是坏事，至少能够给决心在金融改革中“大干一场”的人们提个醒——金融市场始终有别于其他市场，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之下有序运作，否则走得越快，离实现目标就越远。有学者就担心，地方政府的换届改选或将促动新一轮“铁公基”投资热，会带来地方债务旧账垒新账的情况，此前一些银行表外业务和信托已牵扯其中，而银监会此前出台的“8号文”也提示了相关风险。
“我们要通过改革，将所有表外业务纳入到监管范畴之列，统一监管，不能有漏洞和死角。在我国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众多，央行、银监会、财政部、外管局、证监会等各管一摊，势必会出现三不管、四不管地带，而金融交易又异常复杂和无孔不入，这就需要建成一个大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，有一支知识储备扎实和实操经验丰富的监管队伍。”李稻葵表示。
在这一点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黄泽民体会最深。他曾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交了《关于建立一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》的提案。至今三年过去了，我国金融体系的混业经营早已不适应分业监管，因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他再次提交了要合并三会、构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提案。
但他同时指出，在金融市场上，地方政府的手也不能伸得太长。“据我了解，很多地方金融机构之所以发展得不够好，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机制所限制，比如说地方政府甚至持有这些金融机构100％的股份，这些机构的人员调配、业务的开展都要受政府控制，导致金融机构失去了自主判断业务、选用人才的权利。”李稻葵表示。
试点的分量
“由于积累的问题来自多方面，劝说既得利益者参与洗牌难度又异常之大，因此改革仍需规划，步伐仍需稳健。”在谈到金融改革时，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吕随启这样表示。较之金融改革的宏观路径，他更关心地方试点出现的情况与问题。在其看来，推动地方金改首先还是要“望闻问切”，而在选取试点时应规避人为造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，改革红利应全国共享。
2012年3月28日，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，批准实施《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》，并确定了规范发展民间融资、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等12项主要任务。但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温州企业资金链依旧脆弱，“两多两少”(即民间资本多而投资渠道少，小微企业多而融资渠道少)情势依旧严峻，小贷公司、村镇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又低于预期，更令人担忧的，是银行业在这一地区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，进而导致银行与外地商人谈温州色变。据了解该地区情况人士透露，今年春节过后，温州一些小微企业由于资金、人力、订单等要素缺位，至今无法开门做生意。
对此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，在整体实体经济“去杠杆”(减少举债经营)的过程中，温州金融改革无异于逆势“加杠杆”，“这是有很大难度的”。
“地方金融改革试点的关键，是找准既有问题和改革核心。以温州为例，这一地区已经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，民间资本不断壮大，渐渐地，资本所有者不再满足于投资实体经济获得收益这一路径，转而采取高利贷、钱生钱等方式谋利，而当地众多小微企业由于资金不足，只能举债经营，最终，一条资金链拴住了很多人。因此，温州金融改革的核心，包括引导闲散资金开办民间金融机构、鼓励传统银行业贷款业务提升金融监管水平、促进实体经济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变，绝非政府为地方高利贷、经济脱实向虚买单。”吕随启同时认为，一些地区出现的资金链问题，应由组成链条的各个环节自主消化，不要总指望别人去救市。“政府的角色是引导资源合理配置，此前政策向东南沿海地区倾斜，今后应兼顾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，如果一个地区的风险被国家承担，是否会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持续不平衡？另外，只有地方形成完备的风险控制和自救机制，才可能实现全国市场良好的风险控制和自救体系，否则政府越是干预，越是急于为地方补窟窿，就越是容易被地方所‘绑架’。从希腊债务危机绑架欧元区经济等事件中，我们也能得出这样的启示。”吕随启这样对本报记者表示。
李稻葵也曾表示，温州的金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。但这个试点弄不好就会变成制度套利。“别人那里不能办银行，我能办银行；别人那里的利率不能动，我可以动，就占便宜了，这就是制度套利。温州金改是要搞制度创新，而不是搞制度套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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